Re:军机一入深如海——乾隆时期的军机大臣
清朝刚刚建立的时候，并没有立即继承明朝的内阁设置，而是按照满洲旧制设立“内三院”，内三院大学士主要起到文学、秘书、传达的作用，并没有明朝内阁那样的中枢决策权。直到顺治后期才设立内阁，算是基本继承了明制。按照满洲旧制，最高决策机构应该是由满洲亲贵组成的“议政王大臣会议”，但是自从顺治末年之后，这个会议的活动日益减少，随着开国勋贵的迅速逝世，议政会议的政治功能很快走到了尽头。
清朝的内阁，看起来远远比明朝尊贵。明朝的内阁大学士的官阶只有五品，远远低于六部，内阁大学士往往同时带有六部尚书的头衔，这样才能位居六部之前；清朝的内阁大学士则从建立开始就是二品，仅仅低于三公、三孤等加衔，几乎是人臣中的最高品级。和明朝一样，清朝内阁在文华殿对面的房屋里办公，位于紫禁城之内，与皇帝的距离不远，但也不算太近。从理论上讲，官阶提高之后的内阁，地位应该比明朝更高，清朝的大政方针也应该出自内阁。
可是理论与实际恰恰相反。清朝皇帝与明朝皇帝有一个本质的区别：他们喜欢与大臣建立私人关系，喜欢利用“体制外”的力量，即临时设立的秘书班子来指挥朝政，不喜欢利用内阁这样的正式机构。明朝后期的皇帝经常长期不上朝，大臣一个都不认识，完全依靠文书往来与大臣对话，在文官集团内部没有培养起私人亲信，所以对文官集团的控制力有限。清朝皇帝吸取了这一教训，从顺治开始就非常重视培养君主的“私人势力”，通过接见、饮宴、问答等私交方式，培养大臣对君主个人的感情。
通俗的说，虽然明朝和清朝一样，在制度上都是君主高度集权，但实现君主集权的方式不一样。明朝的君主集权主要通过周详的法度和厂卫特务机构的监视来实现，君主的个人性格与能力的作用不大；清朝的君主集权则高度依赖于君主本人的性格、精力与政治智慧，大臣效忠的不是一个概念上的“皇帝”形象，而是看到见、摸得着的皇帝本人。在明朝，即使是永乐、嘉靖这样的政治能力很强的君主，也多半依靠内阁、司礼监等机构，间接地完成对日常事务和普通朝臣的控制；在清朝，君主非常重视直接掌控日常事务，任何机构都只能成为君主的传声筒，除了君主本人之外，不允许有任何决策机构。
为了加强大臣对君主的私人感情，使君主对大臣更加熟悉，从康熙开始，地方官吏在任命以前都必须与皇帝见面，殿试在大部分情况下由皇帝亲自主持并监考，使官员在仕途开始之前就与皇帝建立私人关系。康熙还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在乾清门举行“御门听政”，与明朝的早朝仅仅处理程序性、仪式性事务不同，康熙的“御门听政”经常处理重大政治事务，并现场作出决策。虽然康熙时期的最高权力机构在名义上仍然是议政会议和内阁，但康熙在乾清宫西南方向设立了“南书房”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军机处的雏形，给雍正、乾隆设立军机处提供了创意。
南书房，设立于康熙十六年（1677年），本来是康熙皇帝与翰林院词臣们研讨学问、吟诗作画的地方，“择词臣才品兼优者”入值，称为“南书房行走”。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弱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的影响，康熙经常在南书房与亲信大臣讨论大政方针，并命令南书房词臣草拟诏书，这就使南书房变成了一个新的“内阁”。不同的是，内阁远在外廷的文华殿，南书房却就在康熙的寝宫——乾清宫门外，当然更有利于皇帝就近控制。
雍正即位之后，把寝宫移到养心殿，南书房与皇帝的距离就太远了。为了就近控制政局，雍正把军机处设立在离养心殿最近的内廷大门——隆宗门附近，皇帝与军机处来往，比与南书房、内阁来往要容易的多。这是雍正进一步加强君主集权的策略之一。
另一个策略是强化康熙年间出现的“秘密奏折”“廷寄上谕”两项制度。秘密奏折由大臣直接上书皇帝，不经过内阁检查，而是送到军机处签收之后直达皇帝眼前，除了皇帝和军机处成员之外绝无他人知晓，最大限度地杜绝外廷的影响。廷寄上谕是军机大臣直接封发的皇帝旨意，由兵部加封，发驿驰递，直达大臣手中，当事人之外的朝廷大臣毫不知情。明朝内阁的最大职责，一是整理奏章题本，二是草拟诏书，现在两项指责都被军机处架空，内阁就变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处理程序性事务的机构，只剩下尊贵的名声和品级还可以炫耀一下了。
雍正、乾隆两代皇帝为了保证乾纲独断，对军机处设置了变态的保密制度。军机处没有正式成员，只有皇帝临时任命的“行走”，即俗称的军机大臣；军机大臣的属员为军机章京，和军机大臣一样没有正式官阶和俸禄，仅仅是“行走”而已。军机大臣的值房和军机章京的值房是分开的，后者只负责文书和辅助事务。这还不够，为了杜绝泄密，军机处的底层听差都由不识字的少年担任，王公大臣没有军机处行走头衔的不得擅入军机处，有擅闯军机处廊下一步者，军机大臣或军机章京可以立斩不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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